成钧曾在1932年至1935年间四次勇敢地面对战伤。在1932年的湘鄂西分区战斗中，他不只一次受伤于右腿，随后左腿也负伤。更为严峻的是，在潜江浩子口的战斗中，他的腰腹部再次受创。第二天，尽管脑袋肿胀，他仍坚强地跟随部队行动。这样坚韧的成钧，而关于他的妻子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周月湘在1938年加入新四军，凭借她的文化素质和对革命的热情，很快被分配到新四军的机要部门工作。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创，机要部门多数成员牺牲。关于周月湘是否幸存，传言有二：一说她在事变爆发前已调往江北，另一说则是她在极少数成功突围的战士中。

　　新四军重整旗鼓后，成均被任命为第二师五旅旅长。周月湘则在五旅的医护部门工作。他们的婚姻是在朋友的牵线下成就的。尽管成均比周月湘年长十几岁，他们的婚姻却是相互尊重和深爱的。他们一起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成均升任兵团司令，全家随后迁至北京。他们有两个儿子，成克和成晓舟，分别为十岁和六岁。周月湘在一家工厂担任党支部书记，热心工作和家庭生活。

　　不幸的是，由于多年战争和劳累的影响，周月湘身体日渐衰弱，终因肾功能衰竭而长期卧床。虽然当时的医疗条件较为先进，但是周月湘的健康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她的病情一直未能得到一定效果控制，生命危在旦夕。

　　她的朋友和同事们都纷纷前往医院看望她，得知她患的是终身疾病，许多人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但是周月湘面对生死却显得异常从容。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她，对眼前的病痛视若无睹，坦然接受可能到来的命运。

　　1942年，周月湘随成钧所在的旅部在江苏六合地区行动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日军包围。该部队经历了一天的激烈战斗，最终弹尽粮绝，大部分战士或牺牲或负伤。在危急关头，相邻的友军部队赶来援助，最终帮他们打破重围并迅速撤离，周月湘侥幸生还。

　　到了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中，周月湘扮作农村妇女潜入敌阵，目的是搜集第七十四师的情报。在这次危险的任务中，她不幸被的还乡团抓获。尽管遭受严刑拷打，周月湘坚守原则，一字未吐。敌人因她的沉默而愤怒，计划于次日处决她。一位出身贫苦的军排长同情她的坚韧，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于夜间悄然释放了她。周月湘再次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逃脱。

　　周月湘在晚期疾病中不断与时间赛跑，她深知丈夫成钧因军务繁重，难以顾及家中。一夜之间，焦虑和不安让她辗转反侧，无法安眠。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夜晚，她见了她的妹妹周月茜，希望能倾诉自己的忧虑。周月茜曾是军中的英语翻译，聪明且见多识广，周月湘对她充满了信任与依赖。

　　周月湘凝视着妹妹，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关心和怜爱。表示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心里最挂念的是成钧和孩子们。周月茜紧握姐姐的手，眼里充满了不舍与坚持：“姐姐，你会好的，不要这样说。

　　但周月湘轻轻摇头，目光坚定而清晰：“月茜，我有个请愿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我不在了，你能否承担起照顾成钧和孩子们的责任？”这个请求让周月茜感到震惊，虽然她一直视成钧为家人，但成为孩子们的母亲和成钧的伴侣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她未曾预料到。

　　周月湘继续说道：“我知道这是个突然的请求，月茜，但我别无选择。成钧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我无法安心离开这样一个世界，除非我知道有人能继续照顾他们。

　　那夜，周月茜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直到天明也难以入眠，内心挣扎和责任感让她难以平静。

　　周月湘和周月茜出生于浙江平阳县鳌江镇的塘川，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地势优美、名流辈出的地方。塘川周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哲学家周敦颐，他们的家族自南宋时迁至塘川并繁衍至今，至周月湘姐妹为第二十三代。

　　周月湘姐妹的父亲周孔祥，曾在浙江公立法政学校完成商科学业，归乡后担任过塘川乡长和鳌江镇长。在他的影响下，周月湘和周月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了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的忠诚。

　　周月茜虽然比周月湘年轻，她的革命行动开始较晚。在平阳解放前夕，16岁的她加入了平阳地下党的“读书会”，周月茜渴望参与更大的革命活动，她没有告知家人便偷偷参军。

　　1949年9月，周月茜成功考入21军的文化培训班，1950年8月又进入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深造。1951年，她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25军74师，并随部队前往朝鲜战场。她在军中表现出色，获得三等功表彰，还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和朝鲜民主共和国军功勋章。

　　1954年4月，周月茜回国后原本打算考取大学继续深造。但是姐姐周月湘突然患病住院，这让周月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她放弃了进一步学业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照顾病重姐姐和管理家庭的重担中，包括负责接送两个侄子上下学。

　　周月湘的不幸离世后，成钧身负军务重担，但他的两个孩子需要得到适当的照顾，这项责任自然而然落在了周月茜的肩上。

　　一日，成钧在与周月茜的闲谈中无意间透露，有人正在为他寻找新的伴侣。周月茜出于关心，询问那人的情况。成钧告诉她，他们约在公园见面，但他马上感到了不妥，因为那位女士年仅19岁，对他来说太年轻了。

　　成钧心里其实早有决断，几位老战友，包括防空军后勤部长黎化南，意识到成钧的心思，决定出面撮合。黎化南找到周月茜，向她详细阐述了两人结合的合理性：周月湘的孩子们亟需母爱，周月茜已熟悉他们的生活，而且成钧与她之间已有深厚的相互了解和情感基础。

　　周月茜有所犹豫，她考虑了年龄差异、背景差异及与成钧的官僚关系等因素。但是当她偶然翻阅姐姐留下的日记和成钧的影集时，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日记中周月湘表达了对孩子们未来的深切担忧，而影集则展示了成钧在军中的英勇与关爱士兵的一面。这些记录深深触动了周月茜，她决定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

　　后来两人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关系，并选择了低调地注册结婚，避免了隆重的仪式和公开的庆祝，以防给孩子们带来外界的非议。婚后几个月，周月茜鼓起勇气向自己的父亲坦白了一切。令她意外的是，她的父亲表示支持，还表达了对成钧的信任。

　　得到家庭的支持后，周月茜和成钧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他们邀请了亲朋好友到家中，以简单的方式庆祝了他们的结合，并且为周月茜补办了一场小型的嫁妆仪式。

　　1959年，随着几次家庭搬迁，成钧一家定居于空军大院。环境变换了，但他们家的用品并未更新，连窗帘也是由旧降落伞改制而成。

　　周月茜偶尔访问其他高级官员家中，注意到他们使用的是高质量丝绒窗帘，心中不免产生了些许不平。这种感觉在成钧因眼疾需换深色窗帘时被进一步放大。当医生建议更换窗帘以保护成钧眼睛时，周月茜看到了一个机会，她提议是不是能够通过管理局更换为绒布窗帘。

　　但是成钧的反应是坚决的。他听到周月茜的建议后，即刻表示不可利用自己的病状作为向管理局索取更高档次物品的理由。成钧坚持认为，如果是为了防光，简单戴上墨镜即可处理问题，无需更换窗帘。

　　成钧始终强调即使生活条件改善，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应保持朴素。他常向家人重申，即便外界环境慢慢的变好，我们也不能丢弃那些艰苦朴素的旧日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