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直动身，看见一个穿戴洁净白T恤的年青人站在那儿，像一根杵在地上的电线杆。
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和店里混杂着廉价洗发水和头油的滋味方枘圆凿。
她三十八岁了，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年店，三教九流的人见过不少，大醉的酒鬼、吹嘘的赌徒、失恋泣诉的小姑娘，什么局面没见过。
她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这小子是不是和同学打赌输了，拿自己来寻开心。
那个叫方剂言的年青人没有滚，反而把肩上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帆布包取下来，放在了那张磨得发亮的理发椅上。
说完，他如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回身箭步跑出了理发店，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差不多二十年前，她跟着跑长途运输的老公高振海，从几百公里外的乡间来到这儿营生。
高振海长得人高马大，说话嗓门也大，可性质不怎么可靠，就好两样东西，喝酒跟吹嘘。
程玉芬不相同，她话不多，但手巧，来城里之前，在老家一个老师傅那里学了全套的理发手工。
夫妻俩把一切积储拿出来，又跟亲属借了点，才在这条老居民区里盘下了这家店面，取名叫“红玫瑰理发店”。
店不大，就两张椅子，一张白瓷的洗头床，但程玉芬天生爱洁净，把店里收拾得总是一干二净。
街坊邻居都觉得，她一个外地女性，无亲无故，没了男人，这家店必定撑不下去，迟早得关门回老家。
葬礼办完的第二天，她照旧早上七点拉开了卷闸门，店里那把旧式推子的嗡嗡声，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她见过街东头老裴家儿子娶媳妇的喧哗，也见过街西头老阎家孙子从满地乱爬到背着书包上学。
客人们坐在理发椅上，聊着各家的家长里短，聊着单位的怨言诉苦，她就拿着剪刀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偶然赞同一两句。
老公高振海走了快十年，程玉芬的日子就跟门口那条被行人磨得干净的石板路相同，单调，庸俗，一眼就能望到头。
晚上八点，送走最终一个客人，关门，算账，然后回到店肆后边那个十平米的小隔间里，吃饭，睡觉。
她觉得自己就像店里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饿不死，但也长欠好，就那么吊着一口气。
店里的生意能保持她的温饱，让她在这座城市有个安居乐业的当地，但也仅此而已。
柜台上那台旧式收音机，曾经听着里边的评书相声还挺有滋味，现在只觉得吵得人头疼。
窗外街上孩子们的追跑打闹声，曾经觉得是鲜活的烟火气，现在只觉得是聒噪的噪音。
她有时分甚至会巴望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是跟人轰轰烈烈地吵一架，也比现在这样暮气沉沉的强。
其时是宿舍的同学引荐的，说这条老街上有家理发店，老板娘手工好，关键是廉价，剪个头才十五块。
她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荒诞，决议等第二天方剂言来了，有必要把那个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再把话说理解，让他今后别再来捣乱了。
老差人没有绕圈子，直接开宗明义：“咱们是市局刑侦队的，向你了解一个状况。”
年青的差人拿出一个簿本和笔，开端做记载，一起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和这个狭小的房间。
老差人没再诘问，仅仅留下一句“假如想起什么，或许他再来联络你，请马上跟咱们联络”，然后就带着年青差人离开了。
她第一次感到，这家她待了十年的小店，这个她以为是自己避风港的当地，如同忽然变得生疏而风险。
“多半是跟那个男学生搞到一块儿去了，你看那学生年纪轻轻的，别不是被她给骗了吧？”
程玉芬把店门外的“经营中”牌子翻了曩昔，然后“哗啦”一声拉下了半扇卷闸门，把那些议论声阻隔在外。
程玉芬越想越惧怕，她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山崖边上，往前一步是深渊，撤退一步也无路可走。
程玉芬的手有些颤栗，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计，猛地一下拉开了拉链。
映入眼帘的，是一沓又一沓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厚笔记本，还有几张折叠起来的手绘地图。
她拿起一张地图打开，发现上面画的正是她们这片老城区的大街布局，画得十分具体，连哪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树都标了出来。
地图上，用赤色的水笔重重地圈出了好几个当地，其间一个，赫然便是她的“红玫瑰理发店”。
